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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金改效果不彰

2018-10-31 13:21:54

温州金改效果不彰

政策不明,模式不清,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效果不彰。 2012年3月28日,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,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,批准实施《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》,并确定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主要任务(下称“十二条”)。 一时间,温州成为举国瞩目之地,人们不止希望改革能够化解温州的危机,更希望通过温州金改,探索出一条全国金融的改革模式。 很快,金融改革与创新的消息便接二连三从温州传出,内容几乎涉及“十二条”提出的各个领域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人们逐渐由振奋转为失望,因为“进展缓慢、有始无终”几乎成了各项“金改新政”的共同标签。 “今年融资比去年还要难,而且也没有见到融资成本降低多少。”温州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表示。 “没有实质性的突破,对陷入困境的大量中小企业而言,没有感受到金改带来的变化。”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这样评价。 一些受访人士认为,金改之所以进展缓慢,原因在于关键环节的改革细则迟迟不能出台。 直到2012年11月23日,备受期待的《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》(下称“《实施方案》”)才正式对外公布。而此时,距离“十二条”出台已经过去8个月有余。 即便如此,“和之前的预期相比,《实施方案》在民资筹建、参股金融机构等改革方面依然没有太大突破。”周德文指出,《实施方案》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提升“十二条”的可操作性。 与此同时,对于“十二条”所涉及的金改内容,业内也存在着诸多质疑。 “金改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杨涛表示,“核心目标模糊,使改革路径变得分散,难以集中政策资源来做好重要的民间金融创新问题。” 杨涛认为,“十二条”中,多数是对已经存在的金融政策思路的重新描述,还有部分对于未来金融改革方向的描述。真正具有金融创新意义的,是“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”,“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,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,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”,和“研究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试点,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”三个方面。 而这三个方面,进展情况到底如何呢? 银行遭遇改革障碍 “我们再次向金融机构进军的时机到了。”金改试验区获批当天,在与业界同仁的一场饭局上喝得有些“高”的温州人杨嘉兴举杯倡议道。 在创办的家民营银行被“收编”后即淡出金融界的杨嘉兴,再一次燃起了创办一家民资银行的希望。短短5天,杨嘉兴就召集了几十家有意愿的认股方,认购总额达到了8.75亿股。 然而,令他始料未及的是,他提交的《温州农业发展银行设立申请书》却在上报四天后被当地金融主管部门拒绝了。“他们给我打说:‘杨嘉兴你不要瞎折腾了,国务院的文件是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银行业,而不是鼓励民间资本去办银行’。” “十二条”中不是明白写着‘鼓励民资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’吗?”对于有关部门的解释,杨嘉兴感觉有些“说不通”。 对此,温州银监局有关负责人透露,“关于民间资本是否可以作为主发起人,和现行的银监会的政策有一定抵触。” “没有明确允许民间资本筹建民营银行,这是一大遗憾。”周德文在接受采访时直言,早在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(“新36条”)中,就有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的类似规定,但“新36条”的实施细则一直没有出台,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步伐一直很艰辛。 与此同时,“十二条”中明确写明的“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”一条也在实施中困难重重。 “小贷公司转村镇银行的积极性不高。截至目前,温州市有30家小贷公司,注册资本接近80亿元,正在筹建的有22家。但只有2家小贷公司(苍南联信和乐清正泰)提交了转制申请。”安信证券发布的一份研报显示,小贷公司大多不愿意,原因是转型后会受到较多的监管。 “事实上,主要的难点还在政策。”鹿城区一位小贷公司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,现有的政策实际上为民资进入金融领域设置了障碍。 比如,按照《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》,发起人或出资人中应至少有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。而“十二条”虽然指出,有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转为村镇银行,但对于具体何种条件能转制,却并未明确说明。 “如果按照《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》,小额贷款公司转村镇银行又前景渺茫。”前述小贷公司负责人表示。 据接近温州金融办方面的知情人士透露,苍南联信和乐清正泰转升村镇银行后都会有银行机构参股。“在转为村镇银行的过程中,小贷公司的主要股东如作为主发起人,与银监会的现行规定不符,因此,需要引入商业银行充当主发起人角色。” “在参股比例方面,我们单方面希望银行占股33%,我们占股67%,但还没确定。终的持股比例,要与银行协商一致,并终报银监会审批。”苍南联信总经理朱建良表示。 而乐清正泰的转制方案则仍在商讨之中。 对于这种转制模式,多家受访小贷公司负责人表示不甚满意。“我们一手养大的公司,却在转为村镇银行后失去了主导权。” 由于现行法规对于究竟是小贷公司还是银行作为主发起人的僵持,使得小贷公司转村镇银行一事迟迟没有进展。 事实上,对于小贷公司转制成为商业银行,业界也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。 “对于民间资本来说,小贷公司是不错的出路,而且小贷公司本就在民间发挥积极作用。比如,全国有5000多家小贷公司,已经放贷5000多亿元,且没有什么明显的风险问题。”周德文认为,至于政府层面,应对小贷公司进行松绑,放宽其经营权力及经营范围。甚至,对于经营不错的小贷公司,应给予鼓励,这对于民间资本的积累也有益处。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此前也曾表示,“村镇银行并非小贷公司出路所在,而应发展为金融公司。” 耐人寻味的是,2012年11月23日,《实施方案》出台当天,温州市银监局方面首次松口对外透露说:“正在就双主发起人制度进行有效性评估和可行性研究。” 境外直投“只闻楼梯响” “十二条”明确提出:“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”,这意味温州金改创新意义的境外直投试点获准进入“尝试开展”阶段。 事实上,境外直接投资试点不但可以为温州的民间资金打开一个新的出口,更被看成是“中国资本项目放开的重要一步”。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亦认为,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可减轻中国对外资产和负债结构失衡的现状。“渠道比‘池子’更有作用。”他认为,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是建“池子”,但如果“池子”的资金越来越多,也是个问题,3万亿外汇储备就要相应增加23万亿的人民币储备,这在国内就形成了通货膨胀。“不如开渠放水,释放出去。” 试验区获批第二天,作为直投试点之一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内已是车水马龙,挤满了前来寻找境外投资项目的温州商人。 事实上,个人境外直投的动议并非始于金改。“早在四年前,温州已开始酝酿个人直接投资试点。当时的背景是,温州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和个人外汇收支双向增长,而欧美经济的萎靡不振更为温州企业海外收购兼并提供了时机。”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史晋川介绍说。 2011年1月,温州市商务局在其官方站正式发布《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》。方案明确,凡是18周岁以上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、拥有温州户籍的个人,都有资格提出境外直接投资申请。 在额度上,该方案限定在试点期间,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年度总额不超过2亿美元、单次不超过300万美元。如果是多个投资者共同实施一项境外直接投资的,投资总额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。 然而,由于未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,不到半年,试点工作即被迫叫停。 “有很多人来咨询,也有很多报送材料,已经被送交到有关部门,但迟迟没有批复。国外的投资项目不会等一年,而在没有明确批复的情况下,投资人想去谈判也无法进行。”温州市商务局局长苏向青表示。 时隔一年,乘借金改的“东风”,喊了四年之久的个人境外投资试点终于获批。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认为,过去,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宽进严出,对非居民相对宽松,而对居民相对较严。为了纠正这种不对称性,放松资本管制应以满足境内机构、企业和个人等居民正常合理的跨境资本流动需求为主。温州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体现了这一导向,有助于实现大体平衡、双向的跨境资本流动格局。 然而,在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,关于境外直投试点的相关表述仅为“研究开展”,而备受关注的方案实施细则在经过半年多的研究设计阶段之后,尚未正式对外公布。 “温州目前准备的细则,与一年前几乎没有区别,但终开展个人境外直投的金额、项目等具体限定会是多少,仍然要等待结果。”苏向青说,温州市方面曾多次上交方案,但实施细则始终未能出台。 为此,辗转联系到浙江省商务厅的相关负责人,对方回应称,与此前的尝试不同,温州金改从多个领域“放活”的民间资本,是否会因为这条途径“出海”快捷而加大风险,各方观点不一、争议较大。 了解到,一项较为集中的担忧在于,投资便利化是否会带来巨额资本外流? “尽管目前只是计划在温州开放境外直投,但是也有可能全国的资金都通过这个出口向境外进行直投,流向境外的数量可能比预想的要多。”财经评论员叶檀指出。 “有争议认为,目前仅有温州独享境外投资特权,难免会形成漏斗效应,各地欲出境的钱都涌入温州,导致风险激增。”苏向青透露。 但也有一些专家认为,类似的担忧大可不必。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先海认为,尽管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增速放缓的现实,但国外投资环境并不一定比国内好,对于资本外流不必过于担忧,但必须严格加强对投资的审批监管。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,过去,国内对资本的管制是宽进严出,担心的是资本外逃,因为对外投资流出的资本是对GDP的减量。但从中国目前的资本负债状况来看,在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下,对个人的对外直投就只会放得更宽。 面对各方建议,前述浙江商务厅负责人回应称:“从现在的预期来看,更需要关注的是个人境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,即将正式对外公布境外直投实施细则将在终直投允许的规模、总量与投资领域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。” “阳光化”步履维艰 温州的民间资金总量究竟有多少?迄今官方并无权威统计。在采访中,听到了多个统计版本,其中,可信度较高的一个版本是6000~8000亿元,且每年以14%的速度递增。 如此巨量的资金藏身民间无疑是把双刃剑。在史晋川看来,民间资金如得不到合理引导,必然会形成鱼龙混杂的局面。肇始于2011年下半年的“跑路潮”便是佐证。 由此,如何引导暗流涌动的民间资金走出灰色地带,使之阳光化、规范化,从某种意义上说,成了温州金改的突破口。 2012年4月26日,位于温州市鹿城区东明路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(下称“登记中心”)正式挂牌运营,这是温州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。 据登记中心总经理徐智潜介绍,中心以公司化形式运营,由14家法人、8个自然人投资设立,“成立的初衷是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安全、可靠的平台,通过提供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信用查询、格式合同文本,以及中介机构、法律等方面的专业支持,限度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。” 目前,已有9家对接借贷融资业务的中介机构免费入驻,包括银行、保险公司、律师事务所、公证处、评估中心等。据了解,民间借贷双方的信息在中心汇总后,入驻的机构就会为他们撮合“结对”,并提供第三方鉴证、资信评价,以及法律、保险等配套服务,终完成借贷行为,并在服务中心登记备案。 “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会对各方行为进行监督管理,但不能直接接触资金和大包大揽。”据徐智潜透露,目前,通过登记中心达成的借贷主流月息水平在1分2到1分5之间,远低于担保公司或小贷公司。 而早在登记中心挂牌运营前两个月,温州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——瓯海信通股份有限公司已试营业多时。 “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投资,以公司私募的形式,募集资金,规范民资和实业的资金流传渠道,所有资金往来均由政府进行全程监管。”瓯海信通总经理助理孙啸翔向介绍说,依照温州市金融办下发的通知,民间资本管理中心不吸储、不放贷,只能通过资本的项目投资实现资本增值。 孙啸翔在中连用了三个“阳光化”来概括民间资本管理中心的特点:“资金来源阳光化、用途阳光化、收益阳光化。” 温州市金融办提供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,截至目前,温州市辖区内先后有3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挂牌开业,全国首创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开业5个月来,共借出登记1244笔,金额9.4亿元。 尽管开局红火,但由于没有成熟的管理和运营办法,随着介入程度的不断加深,曾经信心满满的两家试点企业的负责人心中开始翻涌着巨大的问号。 数据显示,目前,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中心仅促成了16笔、3731万元的成交。“平均两三天才会有一笔成交。”徐智潜认为,“温州危机过后,民众对于借款风险的把控极为严格,不太愿意轻易向外借钱。” 然而,多方了解到,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“真实的原因是,很多企业不愿意公开资金状况。作为借贷方的中小微企业,如果要来这里登记借款,相当于把企业的财务状况曝光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参与试点工作的知情人士告诉,“温州很多出现财务危机的中小企业,即使政府有资助资金都不敢用,就是怕被银行知道之后被列为关注对象,断了今后从银行贷款的路。” 而作为放贷方的个人,如果去登记了,就等于公开了自己的利息收入。“放贷人大多害怕露富,而且一旦有利息收入,根据国家法律,就要缴纳个人所得税。”前述人士表示。 “如果没有给放贷人保障,又没有给借款人贴息,大家为什么来这里登记呢?依靠这种登记的模式实现民间资金‘阳光化’,完全操作不起来。”方培林指出。 “登记中心既不是政府部门,也不是事业单位,不提供任何担保,一旦借贷出现违约,也不承担。那来的公信力?”杨嘉兴的质疑更为直接。 民间资产管理公司也面临类似的发展模式困惑。根据金融办的要求:对单一投资对象的投资总额不超过总资本净额的5%,换句话说,就是投资款每笔不得超过500万元。 在瓯海信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股东看来,长此以往,瓯海可能陷入两难境地。“如果做实业投资,500万元一笔的投资额度,那么,一亿元的金额需要20笔投资才能投完,这需要很大的精力,人力成本和财务成本比较高;如果以入股的方式进行投资,由于目前温州中小企业股份制改造还够充分,风险比较大。”该人士表示。 他认为,如果能确定对方把资金投资到实业后,双方约定固定的投资回报,这本身也是一种资本投资实业的创新模式。“这种模式与传统的资金拆借和高利贷完全不同,但这些想法都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首肯才能操作。” “客观地说,地方政府推动改革的诚意是有的,但是步伐太慢、幅度小。”方培林认为。 “由于之前的金融风波,现在,管理部门很怕再出现民间资本的风险。”杨嘉兴认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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